长津湖战后：将士们对宋司令啥态度？谢将军回忆录道出尴尬往事

继续上回说到九兵团将领的事儿。说到九兵团的指挥上，那确实是有点问题，宋时轮上将自己也跟中央说了这事儿。问题出在哪儿呢？原因不少，但说到底，关键还是选人没选好。

上回咱们讲了三个人，他们是三野的参谋长张震，还有政治部的两位头头，分别是唐亮和钟期光副主任以及他的正职搭档。

要解答题目里的问题，光靠说那三个人在长津湖之战后恢复慢可不够全面，尤其是九兵团的情况。这事儿得看得更广些。

打仗这事儿，最关键的就是怎么指挥安排和怎么组织战斗，另外还有个特别重要的，虽然不是核心但也跟核心差不多的，那就是后勤保障。

一、挑选兵团领导层人员

九兵团的头儿是宋时轮，他既是司令员也是政委，陶勇则是他的副手，担任副司令员。

这个组合其实挺凑合的，像抗美援朝那样的大战，跟美军正面硬刚，到底需不需要配个政委呢？咱们现在说起来容易，肯定觉得得配上。就像唐亮、钟期光那些政治工作的高手，有他们在肯定更好。

懂门道的朋友可能会提出来，四野的十三兵团司令和政委也是同一个人挑大梁，他们那样兼任就没问题，为啥九兵团兼任就不行了呢？

有两个不同之处：

首先，邓华手下有两个得力助手，分别是副司令员韩先楚和洪学智。邓华自己特别擅长政治工作，而在军事方面，有韩先楚帮他一把。再加上洪学智这个全能型的将领，啥都能干得出色。这样一来，邓华就能腾出更多时间，专心去管政治工作系统的领导事务了。

另外，十三兵团的机关直接转变成了志愿军的指挥中心，彭总他老人家亲自坐镇，统领西边的六个军。他的名声、远见和地位，那都是有目共睹的，所以在西线的指挥上，可以说是得心应手，非常有力度。

让宋上将一个人负责带领十五万大军去国外，跟完全不认识的敌人打仗，还要同时管军事和政治，确实挺不容易的。

我来给你举个例子说明一下。

长津湖战役打完后，兵团里大家都蔫儿了，心情很沉重。那时候，九兵团政治部主任谢有法记得，宋时轮特别操心部队的情绪，他就和谢有法一块去二十军和二十七军，召集团级以上的干部开会，想让大家思想统一起来。可没想到，会上出了岔子。宋时轮在台上讲得热火朝天，结果台下有人跟没看见似的，打起了盹儿，甚至还传出了呼噜声。

这篇文章被收录在《谢有法将军文萃》里头，但整个文萃里，你找不到一篇专门讲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东线战斗的文章。只有在纪念宋时轮将军去世（写于1994年）的那篇文章里，稍微提了几句相关的片段，特别是提到开会时有人打呼噜的事儿，给人的感觉是对当时兵团的政治工作有点意见。

怎样把政治工作做到位？按我的看法，关键得把握三个层面：首先，得有个基础层面。再者，得追求个提升层面。最后，得达到个卓越层面。

首先，咱们得提前琢磨琢磨部队可能会碰到的那些事儿，得心里有数，提前做好准备，还得提前给大家指个方向，让大家尽量少走弯路，最好是在问题刚冒头的时候，就把它给解决了。

第二，虽然事先没有明确的预测方向，但这人特别会随机应变，碰到问题就立马解决，把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，不让它有机会扩大变成棘手的大麻烦。

第三点，出了问题得赶紧补救。虽说亡羊补牢为时不晚，但战场上可不一样，出错的机会少得可怜，哪有空让你慢悠悠地去修补漏洞呢？

咱们来聊聊唐亮和钟期光两位在政治工作上的表现。先说唐亮吧，他在华野中野联手打洛阳前，可是下了不少功夫做教育引导。他得让三八两纵的兄弟们收起那股子倔劲儿，别老想着逞能。再看看钟期光，他那边呢，主要是忙着统计伤亡、琢磨战术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，真正会打战的人，往往看起来没那么风光。就拿唐亮领导陈唐兵团这事儿来说，你光看他那本传记，可能根本觉察不出他有多牛。但这恰恰就是优秀政工领导的范儿，他们总是在幕后默默耕耘。要是传记里写的都是他天天忙着救火、处理各种棘手问题，那看着是挺热闹，也挺能显摆功劳的，可那样的角色，充其量也就是个勤快但不太灵光的救火队长，根本算不上优秀的政工领导。

咱们扯远了哈，还是聊聊军事指挥这事儿吧。

二、谁来担任出色的指挥官

宋时轮带领华野十纵打了很多漂亮仗，这是公认的。到了1949年，他升为了四大兵团司令员之一，还是负责攻打台湾的主要将领，这也是事实。但要说宋上将在三野那些同级别的将领里，指挥水平是数一数二的，那就有点悬了。跟他水平差不多，能并肩作战的将领其实不少。

兵团级的指挥官，勇猛善战并不是最重要的品质，所以说，宋陶两人都不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最关键的是要能精准分析局势，制定出最有效的战斗计划。

再往细了说，以我个人不太成熟的看法，还有下面这几个点：

首先，得保持冷静的心态，别让一时的好机会冲得你晕头转向，也别被那些复杂棘手的问题给绑住了手脚，动弹不得。

第二，得有明确的目标，但别死心眼儿地非得按老一套作战计划来，得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，需要时连之前定的策略都能整个推翻重来。

第三，关键是要一直牢牢管住部队，就是说，得清楚啥时候哪儿需要哪支部队去干啥任务。得给部队留点余地，虽然可以让他们挑战点超出能力的任务，但主要还是得让他们在自己能行的范围内打仗。那种硬性强迫、不管代价多大、就算拼光也得上的指挥方式，能不用就尽量别用。

第四点，说的是得具备现代化的指挥能力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你得对整个战斗有个全面的了解，比如怎么让不同兵种一起打仗，还得想着怎么应对敌人也这么做。另外，各种打仗的方法、手段，还有后方的补给保障，你都得心里有数，得能掌控全局。

上面提到的那些要求都挺高的，咱们得理智点儿看。说实话，要我挑个最棒的九兵团指挥员，我还真想不出除了粟裕之外还有谁更合适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粟裕他去不了朝鲜，要是他能去，那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位置，很可能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了。

粟裕之后，那几位兵团级的指挥官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本事。

要说起综合能力和素质，陈士榘可以说是最出众的那个。

陈将军独自带领大军打仗，赢的时候多，输的时候少。洛阳、开封这两座城市的攻打战，还有消灭黄维大军那三场大战，他都打得特别漂亮，对战争节奏的把控那叫一个稳。洛阳和开封这两回攻城，虽然中间有点小曲折，但他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一点也不慌不忙。再加上有政治方面的高手在后面撑着，他指挥打仗就能一门心思扑在上面，不用分心去管别的事儿。他对炮兵的使用那叫一个得心应手。中野部队打黄维大军时，就知道挖战壕，但到了要攻破十八军的核心防线时，就没辙了。陈将军一到，立马就调兵遣将，炮火连天，一顿猛攻就把十八军给打垮了。看看这水平，他骄傲也是应该的。

关于许司令，外面流传着不少说法，好像他打仗没啥大局观念，但其实也不能一棍子打死。许司令还是有他的长处。就拿1947年胶东保卫战来说，他带着人数少的部队对抗敌军大军，提出了在内线牵制敌人的战术，没按照以前那种避开敌人主力、在外围活动的老办法来。豫东战役、济南战役，他都有自己的主意，看待事情也是一分为二。虽然从整体布局和深度来看，他可能比不上粟裕，但这也能看出许司令有自己的独立思考。这种能力在面对新战场和新敌人时特别关键，能跳出自己习惯的圈子、打破固有的想法，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个大挑战，正因为难才显得珍贵，很多时候也是打破僵局的关键能力。

叶飞上将有啥特别之处呢？比起陈许两位，他的特点可能不那么显眼。但别忘了，人家可是华野老一纵的司令员。要是没两把刷子，怎么能坐上序列第一、战力第一的宝座呢。琢磨琢磨，我觉得叶飞的打仗指挥路子，受粟裕大将的影响可不小，简直就是粟裕的精简版。他打仗时脑子转得快，看得远，碰到复杂情况，总能一眼瞅出关键问题，迅速拿主意。

顺着这个想法琢磨琢磨，咱们也能瞧出宋时轮上将跟其他几位不一样的地方。比如说，他继承了三野那种出色的指挥风格，擅长发挥自己的长处，避开短处。在大规模战役里，他灵活运用穿插分割战术，真就把美军的整体布局给搅乱了，搞得他们撤退时乱成一团。

说到兵团级的指挥官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在三野的这些将领里，你瞅瞅，还真没谁的能力能特别拔尖，高出一大截。但要真挑一个合适的人选，我觉得，陈士榘肯定是首选。

三、后勤管理，谁来挑大梁更合适

长津湖战役里，九兵团的后勤补给问题真是让人刻骨铭心。因为挨饿受冻，好多战士都没法继续打仗了，这天气冷确实是个大问题，但也不是唯一的原因。

美军那火力，简直猛烈到前所未有，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
二十七军后勤部门在回顾工作时，特意提到了他们的经验总结：

敌人朝我们的黑云吐岭发起攻击，炮火和空军一起轰炸，短短一小时里，就往我们阵地上砸了3600多发炮弹，阵地被炸得都快认不出来了……伤员里，炸伤占了八成，特别是血管被炸断、骨头被炸碎的，还有内脏受伤的特别多，伤口大，问题多，伤势还很重。……现在的随军医院，医疗设备、技术条件，还有人手，都挺有限的。

很明显，面对严苛的战场挑战，咱们的后勤保障技术能力有点跟不上，这成了赢得战争的一个大难题。在国内时可能还没那么明显，但一到朝鲜战场上，这问题就彻底露馅了。

但这其实并不是重点。

九兵团在后勤管理上没意识到，人才其实是关键因素，忽略了它的重要性。

我来给你说几个例子吧。

1951年1月18号，二十六军弄了个总结，叫《咸镜南道战役后勤工作总结》（说的就是长津湖那场仗）。里头有几个小故事，挺能说明大问题。

一个问题是，领导在协调工作上做得不够到位。1950年12月7号那天，二十六军跟后勤二分部说要些物资，二分部就派了八辆大卡车去送。结果，负责运输的这些士兵怕遇上美军飞机轰炸，就没敢按照原计划送到葛田里，而是只到了德实里，就想把物资交给二十六军算了。

二分部跟队的军械监管人员和二十六军的领导多次劝说，想让运输的师傅们把弹药和物资在德实里卸下，但他们就是不肯，坚持要直接开车回国。

后勤第二小组呢，它是由华东军区调派的兵力和车辆构成的，和第九兵团原本就是同根生。结果，前线后勤的架构竟然变成了这样。这明摆着显示出第九兵团在后勤保障指挥上的无力。

另外，二分部那边供货情况乱得一塌糊涂。

开战之前，有个安排，就是让两成的兵力留在国内，专门给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送物资。但当时可能想得太乐观了，他们的运输能力其实也就够一个军用的。结果呢，给二十七军送去了大堆粮食，可武器和子弹却不够；反过来，给二十六军送的是大堆弹药，武器又不够用了。

打仗那会儿，物资供应这块儿又变成了四个部门来管，九兵团这边和那边根本对不上趟儿。二十六军的后勤部门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连个正经管账统计物资进出数字的人都没有。结果呢，哪些东西丢得多，哪些东西丢得少，全乱套了，谁也没辙。就这么着，部队赶到战场上时，还带着从华东那边一路扛过来的蚊帐。可到了长津湖那边，压根儿就没蚊子，士兵们没办法，只能把这些蚊帐当被子盖了。

把这些事儿全怪到宋时轮身上，好像不太讲道理。当时华东军区和三野在选派去朝鲜的将领时，很明显，对后勤方面的领导安排考虑得不够周全。

谁能去参加呢？

华东地区后勤保障这行当里，有俩大佬，一个是邓子恢，另一个叫刘瑞龙。邓子恢主要管的是怎么调动地方的经济实力和支援前线的力量。而刘瑞龙呢，他更擅长组织指挥野战军的后勤供应。

刘瑞龙在打仗那会儿，后勤保障这块儿可是摸爬滚打出来的老手了，他攒下的经验可不少，像怎么搞好供应啊，怎么调配物资啊，这些都不在话下。

首先，咱们得把民工支援前线的队伍给组织起来，明确他们的位置，每个纵队都配上几千人，还得弄清楚他们具体是干啥的，给他们的职责定个位。

第二，关于机动作战时如何保障粮食和弹药的供应，有人提出了个挺棒的主意，那就是让粮站也变得灵活起来，可以随时移动。

第三，咱们得建个高级别的支援和后勤管理团队，还得想办法把这个后勤指挥的团队往前靠，最好能直接放到战场上，紧挨着前线。

第四点，就是到了新地方得赶紧统一货币，这样就不会搞得财经乱糟糟的。

第五点，咱们得改变一下思路，以前啥都靠农村供应，现在粮食草料还让农村管，但被服啊、鞋袜这些，就交给大城市里的商人去负责采购征集了。

刘瑞龙那时候在华东负责搞土改，是刘少奇直接交代的任务，担子可不轻。去朝鲜那边确实不太行，但这不影响从后勤线上找个懂行的人来帮忙。比如说，邓子恢走了以后，接他班的傅秋涛，这家伙也是后勤支援方面的高手，经验老到得很。

哎，说起来真是遗憾，三野那边压根儿没想过这事儿，他们既没给九兵团安排个专门管后勤的副参谋长，也没往东北军区派个能总揽后勤大局的头儿。这背后可能有军委统一调配的考量，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，结果就导致九兵团在朝鲜的后勤支持力量严重不足，留下了个大大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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